大禹是上古黄帝的后代。大约在4000多年前，中国的黄河流域洪水为患，尧命鲧负责领导与组织治水工作。鲧采取“水来土挡”的策略治水。鲧治水失败后由其独子禹承担治水大任。面对滔滔洪水，大禹从鲧治水的失败中汲取教训，改变了"堵"的办法，他采用了“治水须顺水性，水性就下，导之入海。高处就凿通，低处就疏导”的治水方法，率领民众，与自然灾害中的洪水斗争，最终疏通江河。

周泰伯，吴国人，后来定居在梅里（现无锡梅村），公元前1122年泰伯率领百姓开挖了太湖流域第一条人工河伯渎（今伯渎港），伯渎港在历史上曾为吴古故水道中一段，据《绝越书》记载“吴古故水道，出平门（苏州平门）上郭池（苏州护城河），入渎，出巢湖（今漕湖），上历地，过梅亭（今梅里），入杨湖（芙蓉湖），出渔捕（今利港），入大江，秦广陵（今扬州）”，可见其中漕湖至扬湖段中即包括了过梅村的伯渎港。在江南运河逐步开挖后，伯渎港变成了一条区域性河道，至今对当地水利和农业仍有重要作用。伯渎港中段的梅村是江南第一古镇，有泰伯庙、泰伯墓等古迹。

伍子胥，春秋时吴国大夫，原为楚国人，伍子胥为了与越国争雄，于周敬王二十五年在今上海金山县境内凿河，自长泖接界泾而东，尽纳惠高（泾）、彭巷（港），处士（塘）、沥渎（塘）诸水，东抵张泾，为上海最早的人工河道，后人称为胥浦。胥浦，今名胥浦塘，原为东西走向，在杭州湾出海口封闭时已改道折向北流，可沟通浙江西部诸水，使上海西南部上游来水在杭州湾分流入海，还可联结沪杭航运。后人感其德，自汉唐以来就立庙祀之。今金山县吕巷镇栖风村胥浦塘塘畔尚有伍员祠（俗称胥浦庙）遗址。伍子胥同期还在江苏省境内开挖了胥溪、邗沟、胥浦，三河为吴王夫差攻楚、讨越、伐齐的三条重要运河。

王仲舒，山西太原人。唐元和五年（810）任苏州刺史时，因江南运河与太湖间没有界限，船行其间，面临风涛之险。苏州刺史王仲舒创筑自平望经吴江至苏州的塘堤，统称吴江塘路，吴江塘路的建成，标志着太湖东部边界开始形成。塘路在水陆交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有利于岸东塘浦圩田系统的形成和岸西湖滩的淤涨和溇港圩田的发展，但因地处太湖出水通道而影响到太湖洪水的宣泄。

白居易，太原人，长庆二年（822年）出任杭州刺史，翌年江南大旱，杭州城外大片土地龟裂，禾苗枯焦，城内水井干涸，百姓祈之于神灵。白居易排除重重阻力和非议，决定筑堤捍湖，并修复了前任刺史李泌在任期间（766~779年）建的六井（实际是引西湖水的瓦筒涵管，其出口似井，故称为井），解居民饮水之难。据《新唐书·白居易传》记载，长庆四年，白居易始筑堤捍钱塘湖，蓄水灌田达千顷。钱塘湖即今西湖，湖区比现在大，西到西山脚下，东北至武林门一带。白居易亲自踏勘，从钱塘门到武林门修筑长堤，堤内为上湖，堤外为下湖，连接郊区千顷农田。上湖周围30里，北筑石函，南设笕，平时承蓄雨水山泉，逢旱放水灌田，民大得其利。白居易撰写《钱塘湖石记》，立碑记于湖旁，详述函、笕功用，蓄水、放水和保护堤岸方法和制度。白居易所筑湖堤现已湮废。

钱缪，杭州临安人，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的建立者，立国四十年，以保境安民为国策，兴修水利，扶植农桑，发展海上交通，使江、浙一带经济迅速发展。后梁开平四年（910年），江潮危及杭州塘岸，钱缪发民夫二十万筑捍海塘，并创用竹笼石塘做堤身，用榥柱（木桩）护滩，以保杭州安全。钱缪还浚杭州城内外运河及西湖，引湖水济运，在钱塘江边建龙山、浙江两闸，御咸阻沙，控制江潮进入杭州城内运河。

钱缪重视太湖水利，认为太湖地区“衿带溪湖，接连江海，赋与甚广，田亩垦多，须资灌溉之功，用奏耕桑之业”，天宝五年（915年）专设都水营田使，命于太湖旁募卒，创设撩浅军，撩浅军凡七八千人，常为田事，治河筑堤。撩浅军分为四路：一路在吴淞江地，着重于罱泥撩浅；一路在淀泖小官浦地区，着重于开浚东南入海通道；一路在杭州西湖，着重于清淤、除草、浚泉；一路在常熟、昆山等地，主要从事通江三十六浦开浚和堰闸维护。由于重视水利管理和维修，效益良好。“田各成圩，圩必有长，每年或二年，率逐圩之人修筑堤防，浚治港浦，故低地之堤常固，旱田之港常通也”。因此吴越时期水灾少见，岁多丰稔。后人感其贡献，在金山卫城内立“钱武肃王庙”，在松江城东门立“钱明宫”以祀之。

陈尧佐，四川阆中人。北宋端拱元年（988）进士，官至枢密副使、参知政事。任两浙转运副使时，钱塘堤被海水冲毁，提出“下薪实土”法，堤岸得以坚固持久。调知滑州时，黄河决堤，创“木龙杀水”法，堵口成功。知山西并州时，汾水暴涨，沿河筑堤，堤上种植柳树万株，形成“柳溪”，水灾减轻。

范仲淹，北宋苏州吴县人，天圣年间任西溪盐官，主持修筑苏北泰州海堤，世称范公堤。景佑二年（1035年）任苏州知州，浚白茆、福山、黄泗、浒浦、奚浦、三丈浦、茜溪、七丫（鸦）、下张等河，疏导诸邑之水，使东南入吴淞江，东北入长江，并建闸挡潮。还总结出筑圩、浚河、建闸三项治理太湖地区的基本水利措施。庆历三年（1043年）任参知政事，奉诏条陈十事，提出整顿机构、改善吏治，兴修水利，发展农桑等十项建策，史称庆历新政，卒谥文正公。

苏轼，四川眉山县人。苏轼在杭州任通判时，于熙宁五年（1072年），曾督开汤村（今乔司）运盐河（上塘河）；疏浚西湖，灌溉民田，开浚茅山、盐桥二河（今杭州中河）以通江、湖。元丰二年（1079年）知湖州时，曾向朝廷提出治理太湖建议，并在湖州南岘峙前筑堤以捍洪，亦称苏堤。元祐四年（1089年）苏轼再至杭州任知州，深感西湖水利失修严重，翌年即上《乞开杭州西湖状》和《申三省起请开湖六条状》，提出了修管办法。次年，开工拓浚西湖，从夏至秋，以20万工开掘葑草和泥土，并用以筑成长堤即苏堤，将西湖分成里湖和外湖。苏堤堤长2.8公里，堤上建映波、锁澜、望山、压堤、东浦、跨虹六桥，并在堤上植芙蓉杨柳。宋人作画，题为“苏堤春晓”。苏轼在杭州治水，惠绩甚多，为后人颂。

夏原吉，江西德兴人。元末明初，吴淞江下游淤积严重。明永乐初年（1403），夏元吉由夏家浦导吴淞江水，改经浏家港出海，即“掣淞入浏”。同时开范家浜，导淀泖水由黄浦入海；疏浚白茆、福山等塘，分水泄入长江。从此，吴淞江海口淤垫日益严重，而黄浦日渐扩大，形成“黄浦夺淞”的局面。

海瑞，海南省回族人，隆庆三年（1569年）晋佥都御使，巡抚应天（今南京）诸郡，行部苏、松。其时明初所挖范家浜已成宽阔黄浦江，吴淞江已成为黄浦江支流。海瑞顺应地理变迁趋势，遂以吴淞江作支流开浚，自嘉定县黄渡艾祁至上海县宋家桥（今市区福建路桥附近）八十里，在今外白渡桥附近与黄浦江接通，吴淞江下游段（今上海市区苏州河）从此成形。稍后，又浚白茆、刘家河、黄浦江诸海口。后遭排挤降职，谢病归里十六年。海瑞一生为官清廉，谥“忠介”，著有《还瑞集》。为纪念其功绩，吴淞江畔建有“海公祠”以祀。

李卫，江苏铜山人，雍正四年，李卫修浚杭州西湖，历时两年，耗银3.7万余两，挖淤浅葑泥3000余亩；九年再浚西湖金沙港淤积，挖沙筑堤，自苏堤东浦桥至金沙港，广3丈余，全长63丈，名为金沙堤。雍正五年（1727）李卫奏请抢修海塘。自五年至九年，筑成海宁柴塘2791丈、石塘70丈，盘头9座，修旧石塘1024丈；筑仁和、钱塘、海盐、萧山等县海塘6040丈，坦水710丈；筑平湖县石塘2782丈、石塘90丈。同时，浚治杭州上塘河7799丈，重修东苕溪右岸塘及陡门、湖州頔塘及廿五里塘河、桐乡运河等。然以修海塘为其主要业绩。

林则徐，福建省闽侯人。嘉庆十六年出任杭嘉湖道，修海塘、兴水利。道光二年授淮海道，署浙江盐运使，迁江苏按察使，署布政使。道光四年（1824年）太湖流域大水，时下游入海入江水道普遍淤积严重，遂建议疏浚，由两江总督孙玉庭上疏允准，疏浚黄浦、吴淞、浏河、白茆等河道及其支流。道光十四年疏浚浏河、白茆，裁弯取直，并各于近海处建闸，使与黄埔、吴淞交汇通流。在主干河通畅后，又檄苏、松、太道疏浚所属各支河，审其高下，或疏或浚，各兴其利，界连十五个厅、州、县，“带来吴中数十年之利”。

道光十五年六月，飓风海溢，今上海地区宝山冲毁土塘五千余丈，华亭西段外护土塘自戚家墩至胡家厂全线坍溃。因其时正修浙江海塘，朝廷经费不足，林则徐发动地方富绅捐输，他率巡、道、州、县各级官员各捐三千两，以为倡导。宝山集资二十五万两，华亭集资二十三万两，宝山海塘当年九月先行开工。

河姆渡遗址位于距宁波市区约20公里的余姚市河姆渡镇，是中国晚期旧石器时代遗址，面积约4万平方米，1973年开始发掘，是中国已发现的最早的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址之一。其中，中国发现最早的水井是河姆渡古文化遗址水井，该水井为方形木结构﹐井深1.35米﹐边长为2米，其年代为距今约5700年。水井对于人类文明的发展有着重大意义。水井出现之前，人类逐水而居，只能生活于有地表水或泉的地方，水井的发明使人类活动范围扩大。中国是世界上开发利用地下水最早的国家之一。

良渚遗址位于杭州城北18公里处余杭区良渚镇。1936年发现的良渚遗址，实际上是余杭县的良渚、瓶窑、安溪三镇之间许多遗址的总称。是新石器时代晚期人类聚居的地方。年代为公元前3300年至公元前2000年，是长江下游良渚文化的代表性遗址，1959年依照考古惯例按发现地点良渚命名，是为良渚文化。遗址总面积约34平方公里。2012年良渚遗址被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2015年7月到2016年1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主持发掘，在良渚古城北面和西面共发现11条水坝，这是迄今已知的世界上最早、规模最大的水利系统。

“水则”的“则”意思是“准则”。水则碑作用：测量水位，预防洪涝灾害。水则，中国古代的水尺，又叫水志。最早的水则是李冰修都江堰时所立三个石人，以水淹至石人身体某部位，衡量水位高低和水量大小。

宁波水则碑

水则碑，位于宁波市海曙区镇明路西侧平桥街口（原是平桥河）。宋宝祐间（1253~1258）建，明清两代续修，现大部分石亭建筑为清道光时所建，保留了南宋的亭基和明代的重修“平”字碑。1999年，考古重现水则碑（亭）旧貌，经重修后，恢复平桥河，与月湖水系相通，还历史的环境氛围。

水则亭为水则碑而建，亭在四明桥下，取适中之地，测量水势，镌“平”字于石上，城外诸楔闸视“平”出没为启闭，水没“平”字当泄，出“平”字当蓄，启闭适宜，民无旱涝之忧。因此，把四明桥改称平桥。水则亭为保庄稼丰稔、州郡平安发挥了重要作用。水则碑利用平水的原理达到体察灾情、民情统一调度的目的，是我国城市古水利遗存中仅有的实例。

绍兴水则碑

明成化年间，戴琥守越，为加强绍兴河湖水位管理，特在佑圣观前河中设立水则(即水位尺)，又在佑圣观内竖立水则碑，即《山会水则碑》。规定“水在中则上，各闸俱开；至中则下五寸，只开玉山斗门、扁拖、龛山闸，至下则上五寸，各闸俱闭”。水则碑对山会平原的河湖水位，对不同季节，不同高程的农田耕作，及舟楫交通，都能全面照顾到，而且设于府城之内，府衙之旁，便于观察和执行。它从成化十二年(1476)起，使用了六十年，一直到三江闸的建成。该石碑现陈列于大禹陵碑廊。

吴江水则碑

宋宣和二年（1120年），在长江下游太湖流域的吴江县长桥垂虹亭旁竖有水则碑。水则碑分为“左水则碑”和“右水则碑”，左水则碑记录历年最高水位，右水则碑则记录一年中各旬、各月的最高水位。碑文为：“一则，水在此高低田俱无恙；二则，水在此极低田淹；三则，水在此稍低田淹；四则，水在此下中田淹；五则，水在此上中田淹；六则，水在此稍高田淹；七则，水在此极高田俱淹。”如果某年洪水位特别高，即于本则刻曰：某年水至此。该水则上刻写的最早年代为1194年。由此可知，水则碑不仅是观测水位所用的标尺，而且也是历年最高洪水位的原始记录。

其中右水则碑于1964年时被发现，仍立于长桥垂虹亭旧址北侧岸头踏步右端。在碑面刻有“七至十二月”的六个月份，每月又分三旬的细线，还有“正德五年水至此”、“万历卅六年五月水至此”等题刻字迹四处见。左水则碑早于明清之际损毁。

渔梁坝位于安徽省歙县徽城镇渔梁村，属于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新安江上游最古老、规模最大的古代拦河坝，是徽州古代最知名的水利工程，被称为“江南第一都江堰”。据考证，早在隋朝，人们就曾在此垒石为坝，现在的古坝为明代重建，有明万历三十三年修坝记事碑可考。

堰”是古代对一种水利工程的称谓。通济堰，位于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碧湖镇堰头村边，建于南朝萧梁天监四年（公元505年），距今已有1500年历史，是浙江省最古老的大型水利工程，1962年列为省级文保单位。2001年06月25日，通济堰作为南朝至清代古建筑，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2014年通济堰成功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整个水利工程，连同碑刻，是研究我国古代水利工程的珍贵资料。